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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haoqianruha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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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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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haoqianruhaose 发表于 2022-6-23 14:13:58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haoqianruhaose 于 2022-6-23 14:19 编辑

先贴一段伯利克里的演讲,他生活在公元前400年,同时代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感受下差距。


在阵亡将士墓前的演讲 | 伯利克利 |
以前在此地发表葬礼演说的大部分人,都赞颂那位把葬礼演说作为公葬典礼一个组成部分的立法者。在他们看来,对阵亡将士发表演说,给予他们这项荣誉是很有价值的。我自己原来认为他们在行动中所展示出的价值,也应通过行动给予荣誉上的充分奖赏,就像你们刚在准备这次国葬典礼中所见到的一样。我原本希望许多勇敢的人的声誉不至于因为别人的说法而受到损害,不至于因为他对他们说三道四而有所变化。当发言者无法让其听众相信他所说的就是事实的时候,他是很难恰如其分的。一方面,熟悉死者事迹的亲友,以为这个发言还没有他自己所知道的和他所希望听到的那么多;另一方面,那些不熟悉死者的人,当他们听到他们自己的能力所不及的功绩时,会对死者感到嫉妒,会认为演讲者过分颂扬死者。颂扬他人,只有在一定的界限内才能使人容忍;这个界限就是他们相信在所列举的事迹中,他们可以做到的;一旦超出这个界限,人们就会嫉妒和怀疑了。但是,既然我们的祖先赞同制定这个制度,因此,我有义务遵守法律,尽我所能来满足你们各自的期望和要求。
我首先要说到我们的祖先们:因为在现在这个场合,首先提及他们的光荣,这是公平的,也是适当的。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因为他们勇敢无畏,使这块土地直到如今仍保持自由。如果说我们的祖先是值得歌颂的,那么我们的父辈们受到赞扬就更加当之无愧了。因为他们还为我们留下现在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帝国,而他们能够把这个帝国传给我们这一代,不是没有付出惨痛代价的。我们今天集合在这里的人,绝大多数正当盛年,我们几乎所有方面扩大了我们的版图。我们从各个方面充实了祖国的实力,无论平时或战时,她都能够靠自己的资源加以维持。关于我们用以取得现有优势的军事成就,关于我们或我们父辈英勇地击退希腊或者希腊以外敌人的入侵的事迹,听众们太熟悉了,在此我就不再做评述了。我所要说的是我们是怎样达到今天这种地位的,我们之所以日渐壮大是在怎样一种政体下实现的,我们的民族习惯是怎样产生的。我试图解答了这几个问题之后,再来歌颂阵亡将士。因为我认为这种主题的演说,在目前的场合下是合适的,对于全体与会人员,包括公民和非公民在内都是有益的。

我们的宪法没有照搬任何毗邻城邦的法律,相反地,我们的宪法却成为其它城邦模仿的范例。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人加以管理。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社会地位,他属于那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湮没无闻的。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街坊邻居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因此而生气,也不会互相猜疑,互相监视,甚至不会因此而常常给他们难看的脸色,尽管这种脸色不会对他们造成实际的伤害。我们在私人关系上宽松自在的,但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护受伤害者的法律,不论这些法律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耻辱的法律。
另外,我们安排了种种娱乐活动,以使人们从劳动中获得精神的恢复。在整个一年之中,我们都举行各种常规的竞技会和祭祀活动;在我们的家庭中,有华丽而清雅的设备,每天怡娱心目,消除心中郁闷。我们的城邦如此伟大,它把全世界的产品都带到我们的港口,因此,对雅典人而言,享受其它地方的产品,就如同享受本地的奢侈品一样。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军事政策,我们也与我们的敌人有所不同。我们的城邦对全世界是开放的,我们从未通过排外条例,以防止外人有机会探访或观察,尽管敌人的耳目时而从我们的自由开放中捞到好处。我们所依赖的主要不是制度和政策,而是我们公民的民族精神。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上,我们的对手是从孩提时代就通过残酷的训练,以培养其勇敢气概,在雅典,我们的生活是完全自由自在的,但是我们也随时准备对付和他们一样的各种危险。这一点由以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实:当拉栖代孟人侵入我们的领土时,他们不是单独前来,而是带他们所有的同盟者一起来的;而我们雅典人在向一个邻邦领土进攻的时候,却是由我们自己来完成的.虽然我们在异乡作战,他们为保卫自己的家乡而战,但我们还是常常击败他们。任何敌人从未遭遇过我们的全部兵力,因为我们不得不关注我们的海军,也不得不派遣我们的公民在陆地上去完成许许多多的任务。因此,当他们与我们的一支军队交战的时候,如果他们获胜了的话,他们就自叹说他们打败了我们的全军;如果他们战败了,他们就说是被我们全体人民打败的。我们宁愿以轻松的心情而不是以艰苦的训练来应付危险;我们的勇气是从我们的风俗习惯中产生的,而不是法律强制使然。我们具有双重优点:一则我们没有花费时间来训练自己忍受那些尚未到来的痛苦 ;二则当我们真是遇到这些痛苦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和那些受到这种训练的人是一样的无畏。当然我们的城邦值得我们赞美的优点还不止这些。

我们热爱高贵典雅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过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是可以利用的东西,而不是当作可以夸耀的东西。真正的屈辱不是贫穷这一事实本身,而是不与贫穷作斗争。我们的公职人员,在关注政治事务的同时还关注自己的私人事务;我们的普通公民,虽长年累月地忙于劳作,但是仍可以对国家大事做公平的裁断。因为我们雅典人和任何其他民族不一样,我们认为一个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不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是一个无用之人。我们雅典人即使不是倡议者,也可以对所有的问题进行裁判;我们不是把讨论当作绊脚石,而是把它看作是任何聪明行动所必不可少的首要前提。
另外,我们在从事冒险事业之前或者冒险事业之中,能够对它深思熟虑。其他人的勇敢是由于他们的无知,当他们反思的时候,又会感到疑惧了。但是,真正勇敢的人无疑应属于那种最了解人生的灾患和幸福的不同而又勇往直前,在危险面前从不退缩的人。我们的慷慨大方同样是与众不同的。我们结交朋友旨在给他人好处,而不是从他那里得到好处。当然给予他人好处的人成为双方更为可靠的朋友,他们继续表示友善,以使受惠者永远保持感激之情。但是如果受惠者在感情上缺乏同样的热忱,他们的回报就像在偿还一笔债务,不是慷慨的赠与。只有雅典人,他们在施惠别人时从不计较利益得失,而是出于一种慷慨大度的信念,一种勇敢无畏的信念。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像雅典人这样,在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此独立自主,温文尔雅而又多才多艺。这些并不是在这样的场合下的一种空自吹嘘,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我们城邦的势力就是靠这些品质获得的,在现有的国家中,只有雅典在遇到考验时,被证明是比它的名声更伟大;只有雅典,入侵的敌人不以战败为耻辱;它的臣民不因统治者不够资格而抱怨。不但现代而且后世也将对我们表示赞叹。因为我们的强大势力虽未留下证人,但是我们所留下的纪念物是巨大的。我们绝不需要一个荷马为我们唱赞歌,也不需要任何人的歌颂,因为他们的歌颂只能使我们短暂陶醉,而他们对于事实的印象不足以反映事实的真相。我们勇敢无畏的攻入每一片海洋,进入每一片陆地;我们在各地所造成的不幸,或所布施的恩德,都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纪念。这就是雅典,就是这些人为它慷慨而战,慷慨捐躯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这个城邦就会不寒而栗。他们的每位后人,为此都应当准备忍受这一切痛苦。
的确,我说了这么多话来讨论我们城邦的特性,那是因为我要向你们说明,我们奋斗目标比其它不具备这些特点的人们所追求的目标更要远大一些;因此,现在我就用实证来表达对战士的怀念。现在关于歌颂阵亡将士的最重要的部分,我已经说完了。因为我已经赞颂了雅典,赞颂了使我们城邦强盛的这些人和类似他们的人的英雄气概,你们会发现,他们不像大多数其他希腊人,他们的声望是无愧于他们的功绩的。在我看来,像他们这样的死亡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试金石,不过这是他们品质的初次表现也好,还是最后的证明也罢。公正的讲,他们为祖国而战的坚定信念,应当抵消一个人在其他方面的不足,他们的优点弥补了他们的缺点,他们作为一个公民的贡献超过他们作为个人所造成的祸害。在这些人中间,富人没为有了将来享受其财富而变成懦夫,穷人没有为了将来获得自由和富裕而逃避灾难。
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向他们的敌人复仇。在他们看来,这是最光荣的冒险。他们快乐地决定参加对敌复仇,坚信能够击溃敌人,而放弃了其他的一切。他们并没有对难以确定的最后的胜利寄予厚望,而是在面临实际战斗中,勇往直前,相信他们自己。因此,他们宁愿在抵抗中牺牲,也不愿在屈服中偷生;他们没有做不光彩的事,他们在危难面前坚守阵地;霎时间,在他们命运的顶点,不是恐惧的顶点而是他们光荣的顶点,他们就离开我们而长眠了。

这些人就这样牺牲了,他们无愧于他们的城邦。他们这些还活着的人们虽然可以祈求得到一个较为幸福的结局,但是在战场上你们必须有坚定的决心。你们不能满足于单单从字面上理解与保卫国家密切相关的这些优点的意义,尽管演说者在面对像现场这样活跃的观众时,仍可以就这些优点撰写出非常精彩的演说词。你们自己必须了解雅典的军事力量,并且时刻都要关注它,直到对他的热爱充满了你们的心头;然后,当你们认识到他的伟大之处时,你们必然会想到,这些人之所以能赢得这一切,是由于他们的勇敢精神,他们的责任感,他们在行动中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你们也一定会认识到,在一项冒险事业中,任何个人的失败都不会使它们觉得城邦使他们丧失勇气,他们反而会把他们最光荣的东西奉献出来。
他们无一例外地把生命奉献出来,这使他们每个人都获得了永世常青的声誉。至于坟墓,它不只是安葬他们遗骸的地方,而且是存放着他们荣誉的最崇高的圣地,它将永远铭刻于人们的,人们一有机会就将在这里缅怀他们的行为或业绩。因为英雄们把整个大地作为他们的坟墓,甚至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那里的墓志铭不是铭刻于记功柱上,而是以不成文的文本铭刻于人民的心中,成为每个人心目中的圣地。这些人应当成为你们的榜样,他们认为幸福是自由的成果,而自由是勇敢的成果,他们从不在战争的危险面前有所退缩。那些毫不吝惜生命的人并不是可悲的人;这些人不指望以后会得到什么,他们保全生命说不定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对他们来说,任何意外的失败,都将导致最可怕的后果。可以肯定,对于一个人的灵魂而言,由于懦弱而引起堕落,比之在充满活力和爱国主义精神时意外死于沙场,不知要悲惨多少倍!

因此,我不吊慰死者的父母(他们允许不在场),而是加以抚慰。他们知道,人生的旅程充斥着难以胜数的机遇。但是,像他们这样光荣牺牲,并引起你们的哀痛,这的确是幸运的。对他们而言,生命之旅与幸福之旅同步。我知道,这一点很难说的通,尤其是当你们看到别人快乐的时候,你们也会想起过去一些常常使你们快乐的事情来。一个人不会因为缺少他从来未曾享受过的好事而感到悲伤,而是因为丧失了他长久以来所惯于享受的东西才感到悲伤的。然而,你们中间那些适龄的人仍要生儿育女,他们必须支持他们的未竟之愿。这些心声的子女不仅可以使你们逐步忘记那些死者,他们还将立即充实城邦的力量,保证城邦的安全;如果因为一个公民不是盛年的人一定要为你们幸运地享受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而庆幸,你们将在短暂的人生余年里为死者的美名感到快慰。只有对荣誉的热爱是永恒的,使一颗年老而不幸的心得到快慰的是荣誉,而不是像所有人所说的利益。

至于你们中间那些死者的儿子和兄弟们,我看到在你们前面有一场艰巨的斗争。当一个人去世的时候,人们在颂扬他,纵或你们的功绩是卓越超群的,你们仍将发现自己的荣誉不仅很难超越他们,甚至难以接近他们。活着的人往往嫉妒那些和他们竞争的人,而对于那些不再参与竞争的死者而言,他们总是能够善意的尊敬的。

另一方面,现在你们中一些人已经成为寡妇了,如果要说说它们的女性的长处的话,那么一切都包含在我这简短的忠告里:你们的伟大光荣丝毫不乏女性的本色;妇女的最伟大的光荣很少为男人们所谈及,不论他们对此持称颂观点还是持贬抑观点。
现在,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是尽全力履行职责的,至少在表面上已经满足了法律上的要求。如果说今天参加葬礼的人们都已经分享了死者的荣誉,那么对于其它的人来说,他们的子女们将由公葬抚养,直到他们成年为止。因为这是城邦拿出重金奖励那些死者和他们的遗属,就像给予在勇敢竞赛中获得优胜者的花冠一样,哪里对于勇敢的奖赏最大,那里就可以找到最优秀的公民。


现在,你们对于亲友已致哀悼,你们可散开了。”


62#
flyinglion 发表于 2022-6-23 14:30:31 | 只看该作者
古希腊的历史可信度极低。这几年国内流行一时的西方伪史论,大部分都是胡说八道,但是至少质疑古希腊历史真实性的结论,大致不差。其实人家自个早就觉得不对劲了,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就有提及。《西方的没落》这本书非常晦涩,才翻了几十页,虽然很多地方看不懂,还是觉得很牛B!

比如这篇演讲,很难相信这是一个产生于古希腊的观念,这更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观念。我感觉,其实他们也是在托古改制的。
63#
 楼主| haoqianruhaose 发表于 2022-6-23 18:07:32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haoqianruhaose 于 2022-6-24 12:20 编辑
flyinglion 发表于 2022-6-23 14:30
古希腊的历史可信度极低。这几年国内流行一时的西方伪史论,大部分都是胡说八道,但是至少质疑古希腊历史真 ...

拜托不要阴谋论,希腊的神话不可信,但是希腊历史绝对可信。
1.<伯罗奔尼撒战争史>58万字,这是修昔底德写的,哪个后世人有这文笔去编造。而且它里面记载的演讲又不止这么一篇,但凡读读就知道了
2.古希腊的很多建筑还在,人家的建筑是石头的,不像我国是木头的,留下来无数建筑,文物,帕特农神庙,断臂维纳斯,还好这些是石头的。但凡去欧洲旅游一圈。
3.罗马作为古希腊的邻国,继承者有更多的文字文物留下来,罗马都自认是古希腊的精神继承者(也在公元前)
4.人家国家文明是一个时代,还跟邻国爆发战争过,古希腊人编造历史,埃及也帮着它编造?腓尼基人也帮着它编造?绝不可能。
64#
flyinglion 发表于 2022-6-23 18:56:37 | 只看该作者
haoqianruhaose 发表于 2022-6-23 18:07
拜托不要阴谋论,希腊的神话不可信,但是希腊历史绝对可信。
1.58万字,这是修昔底德写的,哪个后世人有这 ...

没事,楼主继续,这个是争不出什么结果的。文明和历史这两个概念还是有区别的。不辩了,这个辩起来楼就歪了。

65#
taiji18 发表于 2022-6-23 19:31:27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taiji18 于 2022-6-23 20:13 编辑

这篇文章能看出受过逻辑训练,但“匠气”有点重,跟翻译应该也有关系,尽量做到信,雅和达方面差一点,有些语句还有语病,有些阅读起来稍嫌困难,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表达习惯,如果阴谋论,从语言学角度也能解构出来。
每个文明都有它的优点,希腊的民主制(雅典城邦),体育,哲学,文学、建筑等艺术对西方文明影响是蛮大的。经历中世纪的黑暗,以希腊文明作为文艺复兴的模范就不奇怪了,它是自由的,开放的,创造的,强调人性的,这正是对抗专治神权所需要的。对西方历史了解有限(对中国历史了解也有限),不说了。
66#
 楼主| haoqianruhaose 发表于 2022-6-23 20:33:02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haoqianruhaose 于 2022-6-23 20:41 编辑

继续写我读《资治通鉴》对比《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些思考:
  • 语言文字的载体:古代的书都是写在竹简上的,我当时看的时候非常好奇古希腊用什么记载文字呢?回答是莎草纸。正因为这种纸的存在,才能记录一部50多万字的书。有了载体,才能把一门文字和语言变成熟。
  • 语言文字:古汉语并不是一个现代语言,它太言简意赅了,有些事不够精确导致大家理解有严重分歧。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是中华语言的特色。所以中国也不再使用古汉语了。我完全不懂计算机,但是我猜想如果编程都用汉语编程,那可得有无数Bug。
  • 中华文明是一个古老文明但是绝对不是最牛逼的,好好对比下世界。我们是东亚最强这毫无疑问,但是比西方在公元前500年,这个时期有明显的落后。在欧洲的黑暗时代,我们又领先了。
  • 中华文明是个农耕文明,古希腊古罗马都是海洋文明,这得益于地中海,在盐野七生的书里,她把地中海比喻为古罗马斗兽场,只有最牛逼的文明能延续下去。农耕文明比海洋文明还是较大差距的。不了解的可以看看布匿战争,与凯撒去埃及,欧洲亚洲非洲的交互更紧密,并且只有强者才可以生存,这点中华文明在发展起来其实还是有较大的优势的。没有在萌芽期就被消灭掉。
  • 共和制,公民,投票,演讲与雄辩,这些事都没出现在中华大地上,自古都没有。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金字塔式的体系,并且将它发挥到极致。但是中国不断的进行大浪淘沙式的洗牌,然后建立起一个个强大无比的金字塔帝国,秦,汉,唐,宋,这些帝国都可以处于同时代的世界之巅。即便是在现在,一个年轻人所追求的依然是在这个金字塔体系下不断的向上爬而不是争取平等。在看到斯巴达与雅典开战之前,斯巴达国王发表演说来说服公民投票去进攻雅典,说实话这事超过我的认知了。
    统一,有秩序的金字塔式结构是最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并且以科举为载体给所有寒门提供向上通道,这是中国独有的。现在也是,统一,有秩序的金字塔式结构是最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 西方国家讲究精英政治,平等,投票,这在公元前500年就已经是惯例了。雅典城邦告诉我们人人投票的危害性,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合理的解决方案。
  • 科学,数学与证明,美学,这些也从未发生在中华大地上。如果没有西方世界,再过2000年也不会有人思考证明的严谨性,无理数存在与否。中国所擅长的都是实用主义,都更加擅长改善与改良。鲁迅写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其实就是说的这些事,只不过现在我们已经逐渐忘记了过去的愚昧了。
  • 中国汉族的帝国并不热衷于征服,中国几次大型的领土扩张都是因为少数民族的统治,或者是解决某些问题。领土并不是帝国的核心,帝国的核心在于人口数。在农耕文明时代,每个人500美元GDP,政府大概收20%的税。只有可以耕作的领土才是有效领土,草原沙漠,中华文明不感兴趣。所以经常对一些较远的领土都是将所有人都迁回内陆,因为人口才是帝国的财富。
  • 还有很多很多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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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haoqianruhaose 发表于 2022-6-24 12:20:25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haoqianruhaose 于 2022-6-24 20:37 编辑

华夏文明毕竟是个农耕文明,它其实已经扩张已经扩张到了所有它感兴趣的领土,不再向西向北扩张是因为那边的领土对农耕没有帮助对统治却有很多坏处。

还有一点思考是国家的政府机器很完善,也就是我国古代就能动不动动员起几十万大军,或者几百万民夫来。自由民主平等,注定了西方的不便于管理。

还有一点思考是海洋文明天生就在于扩张,无论是拓张贸易,殖民地,这点对比就是中华文明根本不会努力进行环球旅行。走出去,睁开眼睛看世界,这点身为一个炎黄子孙真的是要谨记。
在公元前500年,古希腊就在欧亚非三个大洲的文明中密切交流了,这才诞生了西方文明,有些东西我们过了2500年依然没有。好了简单的东西方文明的对比就此打住,继续回归《资治通鉴》。

哦对了中国的四大文明古国这个概念是梁启超编的,这件事连袁腾飞都承认自己被骗了,可以在油管上看看。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年这一段,中国算不上最先进,但是还是比较强大的。毕竟公元前9000年,最早的文明已经有自己的城市了,感兴趣的可以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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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haoqianruhaose 发表于 2022-6-27 13:53:54 | 只看该作者
今天继续写我的读书笔记。今天有点累,不想写很复杂的免得引发争论,那就写点稍微简单的吧,北魏崔浩与国史案。这件事读完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69#
 楼主| haoqianruhaose 发表于 2022-6-27 14:00:31 | 只看该作者
先转载一个知乎上评价崔浩的回答:


说崔浩,可以从 谋事 和 谋人 两个方面入手。
我们先来说“谋事”。
崔浩大概是继王猛以后,北朝最有名的谋略家了——请注意,是谋略家,不是谋士。在中国的历史中,谋士从来都不少,但能称得上是谋略家的,却不多。
崔浩虽然没有王猛那么有名,可两人的行为事迹却多有相似之处。类似于苻坚与王猛,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也是在崔浩的辅佐下,统一了中国北方。
很多策略类游戏,都把谋士的“能力”具化为了“智力”,以智力的高低来决定一个谋士谋略水平的高低,这很容易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原来,所谓的谋士都是聪明人。而聪不聪明这种事,又是靠天生爸妈给的,所以,自己端不了这个碗,纯属老天爷不赏饭吃。但事实并非如此。
所谓谋略,说白了就是给领导提建议。而一个可以被领导接受的好建议,不会只包括“智力”上的内容,它更是多方面综合考虑的结果——在这其中,个人所能发挥的主动空间就相当大了。
再究其本质,提建议这种事,无非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
首先,能否针对某一件事,进行准确的预测。
其次,能否针对当前的局面,给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两点看上去简单,但在套入具体的问题以后就会变得相当复杂,并进而给提议者带来很大考验:
既需要提建议者对问题的思考有足够的高度和深度;
又需要提议者能够理顺问题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所以,不妨来看看崔浩是怎么做的。
·首先,是思考问题的高度。
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北魏首都——平城一带遭遇灾年,几乎颗粒未收,平城的粮食供给一下子变成了大问题。有鉴于此,有人向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提议:不如趁此机会迁都邺城。
这里得先介绍一下背景知识:
北魏当时占据的领土,是如今的华北一带,但其都城平城,却偏于国土的西北部。
由于城内的官员和军队都属于非农业劳动人口,因此周边需要大量的农地来做支撑,但平城位于黄土高原上,周围山地纵横,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加之军队人数不断增加,平城的粮食供给问题始终是帝国行政的重中之重。
至于邺城,则位于华北腹地,周围的土地平坦肥沃。如今有人提出迁都邺城,似乎正好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平城粮食供给紧张的麻烦。
平城与邺城位置示意图,请点击放大(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崔浩却看到了另外的问题。
/ 第一,是统治的问题。
北魏以异族入主中原,当时还没有进行汉化改革,与统治区域内的人口其实就是一种“殖民”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军事高压是必要的。
可一旦迁入邺城,拓跋氏人口稀少的缺点就会完全暴露于汉人的目光之下,被汉人探知虚实。如此,维持统治的难度和成本就将成倍增加。
这其实是任何一个异族在统治汉地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说到底,胡人少而汉人众,汉人一旦开始大范围的反抗,有限的胡人军队就很难平叛。
几十年前,苻坚的失败就是如此。
当时,苻坚将大量的氐族人分派各地,但在淝水之战失败后,由于分派到全国各地的氐人人数太少,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当地的有效统治。
因此,异族统治汉地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引而不发的军事高压——这是崔浩提出的第一条理由。
/ 第二,是军事方面的考虑。
即便要防备汉人的反叛,北魏真正的军事威胁也不在于此,而在于北方的柔然和西方的夏国。北魏如果迁都邺城,使首都离边界太远,那么鉴于当时的信息传播速度,将很难对突如其来的敌情作出快速反应。
而且,大军如果到时候从邺城出发奔赴边界,还需要越过太行山,这不仅平白无故的增加了补给,还会给国家造成不小的负担。
因此,把首都留在离边界不远的平城,是基于双重的军事考虑,既能威慑国内的反叛势力,又能对柔然的入侵作出快速反映。
让我们再看一遍示意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迁都邺城,虽然从表面上看解决了饥荒的问题,但一旦真的迁都,却会暴露出更大的问题。不能为了解决小问题,而制造更大的问题,这就是崔浩的逻辑。
那饥荒的问题又要怎么办呢?
对此崔浩也提出了解决办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让穷人自己到内地去就行了。既然那里粮食多,那么国家完全可以在那里放赈救灾。
最终,拓跋嗣采纳了这个办法。
在这里,拓跋嗣要面对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而崔浩给他提供的,则是最终做出选择的理由。这个理由,其他人不是因为智力不足而想不出来,只是因为考虑不周所以料想不到。其他人只看到了迁都能解决饥荒的问题,却没有看到迁都之后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说到底,这还是思考问题时,高度的差别。
什么是思考的高度?就是你在面对一个问题时,应当尽量从更为全局的角度来考虑,而不仅仅是针对于解决眼前的当务之急——越是重大的事,越应该如此。
如果仅仅是从解决饥荒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迁都未尝不是一个选择;但如果从整个国家的军事战略来论,迁都的后续影响就可能会大到无法估计。
如果一个政策从眼前的角度来考虑是正确的,但长远考虑之后却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那么,就一定要从长期和短期两个维度同时进行考虑——并不是说长远的就一定比眼前的重要,而是说不能过分地偏重其中任一。
不过一般来说,越是重大的决定,就越要考虑全局性、长远性的影响。因为现状的存在,可能支撑的是整个结构的稳定。贸然因为短期的小问题就改变大变量,很容易会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化。
这种变化,很多时候都是得不偿失的。
能在短期影响的背后,看到重大变量的长期作用,这就是思考问题的高度。
·然后,再来看崔浩思考问题的深度。
刘裕北伐后秦时,拓跋嗣曾问过崔浩:刘裕真的能攻灭后秦吗?
崔浩回复得很肯定,能。
但领导要听的当然不是你的结论,而是你得出这个结论的分析过程。对此,崔浩给出了如下理由:
首先,后秦内部有问题,而如今正是问题爆发的时间点。刘裕此时征伐,正得其时。
第二,刘裕不是一般的将领,他军事能力强大,多年以来战果卓著,所以必然能把握住这次机会。
拓跋嗣于是又继续问,那我们能不能趁着刘裕在关中,后方空虚,南下去攻打寿春一带呢?
这次崔浩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不能。
理由也是两条:
第一,如今西有夏国,北有柔然,这种情况下,陛下您是不能轻率大军出征的。
第二,如果您不能亲征,那就只能派遣将领领军了,可如今放眼朝中,诸将没有一个能当得起统兵之任。”
拓跋嗣很不死心,这好歹也是个机会哎,难道就这么算了?崔浩又说,也不是,我们还有机会:
刘裕如果占据了关中,有如此功绩,必然会回国篡位,不可能在关中常驻。
同时,关中的风俗与南方不同,晋军驻扎于此,时间长了容易生发内乱。
到时候刘裕被国内事务牵绊,无法前来,关中必然为我国所有。
这番推断,基本上与后来的历史发展相吻合。而在这段对答中,崔浩充分展示了什么叫做思维能力的深度。
刘裕北伐后秦,于北魏而言,可能会是一个机会,但要如何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看法。
最简单的看法,当然是抓住机会就上了,这也正是拓跋嗣问询崔浩的出发点:咱们趁着刘裕的主力在关中,去攻击后方,也许能捞到点好处?
但崔浩的看法却要更深一层:环境实力所限,捞不了。不过,眼前的好处虽然捞不了,再远一点却有一个更好的机会,那就是等刘裕走了以后。
在崔浩看来,能抓住的机会才叫机会,抓不住的,就算前景看上去再美也没有用。
这样的思维方式,很像我们小时候听过的一段鸡汤:如果某地发现了黄金,那你该去干什么?去淘金吗?当然不是。
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大街小巷,等你去到那里,在那种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只怕能不能挣得到钱都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更好的办法,应该是贩卖淘金工具或者去那里做餐饮。既然需求暴涨,那么在供给侧赚钱就是很容易的。相比于直接去淘金,后面的做法才更容易让你抓得住机会。
这才是崔浩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机会,就不是机会了。所谓机会,应当是在一个变量突然发生变化以后,自己可能会处到一个更为有利的位置上。
其中的关键在于:当变量出现变化时,如何让它变得对自己有利。
虽然很多人都想抓住这个变化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但如果仅仅是只着眼于眼前的变化,不思考背后变化的逻辑,那么很容易就会让自己变成别人的机会。
比如比特币大涨,所以你也去追吗?
以在下所见所知,炒币赚到钱的人微乎其微,反倒是买矿机的赚得盆满钵满。当然,还有更高级的,比如发币的,以及开交易所的。
人家做的事,要更高阶。
·最后,再来看什么是理顺问题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在很多问题上,远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经常是不一致的。所以在此时,应该如何确定它们的优先级呢?
拓拔焘在位时,朝廷因为作战方略曾经有过争论,简言之,就是应该先南后北,还是先北后南?
请继续看地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时北魏朝廷面对的两难抉择是:如果攻打北方的敌人,如西凉、夏、柔然,那么难度要更大一些。而且这些地方土地相对贫瘠,国家在投入巨大的财力人力以后,即便攻下了,结果可能也是得不偿失。
攻打南方的东晋(刘宋),则获利要大一点,而且可能难度相对较小,毕竟南方自从刘裕死了以后,就没有什么名将了。
因此,绝大多数朝臣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出发,都支持先南后北。
但崔浩却反之,认为应该先北后南。
崔浩并不是认为成本收益原则有什么不对,而是认为,这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只有先把北方的威胁消除了,才可能南下。
在崔浩看来,当时的局面是,南方固然富裕,但进取心却不强,不会对北魏造成多大的军事压力。相反,倒是周围的夏、柔然等国,动辄就对北魏疆土进行侵扰,已经极大地牵制了北魏南下的精力。
因此,崔浩才会建议先北后南。虽然攻打北方的敌人收益小、成本大,但这却是眼前的症结所在。只有把这些敌人消灭了,国家才能从容南下,不会处处受制于敌人。
很多时候,人其实都是这样难以决断的,因为在决策时要面对的变量实在太多,难以权衡其中的轻重差别。
比如,很多人在毕业时都会纠结,是找工作还是考研?两者各有各的好,又各有各的不好。
绝大多数人是怎么决断的呢?看情况。如果考上了研究生就去上,考不上就去找工作。
但成熟的思维模式不是这样的,应该是以你所要从事的行业,来看学历重要还是入行时间重要。
如果准备去做房地产销售,那么学历的含金量就可以相对低一点,早些入行才可能受益更大。如果准备做律师,那么名校的毕业证就是更有用的通行证,三流院校的本科学历很可能只会让你连律所的工作都难找。
很多人在考虑问题时,都会不自觉的代入成本收益原则,这个原则本身并没有错,但却不能这么随时随地随心所欲的用,而是应该结合时长:
先确定长远的目标,然后再来看短期的成本收益。
如果对长期和短期来说,收益都是大于成本的,比如运动和读书,那么就应该毫不犹豫的选择。
如果于长期有益而对短期无益,那么一般也应该考虑选择。
当然,也会存在特殊情况:对长期有益,在短期内却特别有害。可即便是这种情况,个人的看法也还是应该谨慎选择,而非规避。
这就是分析各个纠缠变量,理顺它们之间关系的办法。
而综上这些,就是崔浩作为高明的谋士,所展现出来的智慧。
你会发现,向别人提供一个好的建议,或者理清楚一件事的头绪,作出一个好的决策,并没有那么难。它们并不是聪明人的特权,虽然乍看上去不明觉厉,但其实一切都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
很多时候,人们做出错误的决定,并不是由于智力上的不足,而只是因为思考能力的不足。
但这种能力,是可以练习的。
当然,刚才有一点我们没有说到,那就是提建议时的立场问题。
所谓立场,就是你所提供的建议,应该是站在被接受者的立场上提出的,必须要考虑到接受者的约束条件、实现能力等。
比如你跟我说,只要在中国一线城市的核心地带买上一百个商铺,就可以不用工作,吃吃喝喝到死了,那我肯定只会回你一个大白眼。道理是不错,但很明显,我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钱呢?
所以,你在给别人提意见的时候,能否从对方的实际情况出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
在这一点上,崔浩可以算是成功与失败的综合体。
刚才我们说到了拓跋嗣曾经向崔浩咨询刘裕北伐的事。对此,崔浩的建议是不要与刘裕为敌,应该放过眼前,等接下来的机会。
但刚才没有说的是,拓跋嗣其实并没有听崔浩的,反而还派军阻挠刘裕北伐,直到最后被击败而还——这个结果,也一如崔浩事先所料,此后拓跋嗣对崔浩才更为佩服。
这里就冒出了一个小问题:为什么拓跋嗣在听了崔浩的建议后,还是要跟刘裕开战呢?
因为他有自己的约束条件:满朝文武除了崔浩,其他所有人都支持出兵。
在这种情况下,拓跋嗣如果支持崔浩,就势必要站到所有朝臣的对立面上。这对于一个决策者来说,是相当大的压力。不管是拓跋嗣自己,还是崔浩,都会遭受巨大的批评。
而且,如果听从了崔浩的劝诫,放过刘裕,那么批评的声音就会一直存在,无法终止:因为“出兵”这个举动没有发生,所以后续就一切皆有可能。别人无法对崔浩的观点证伪,崔浩也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言论进行验真。
相反,只有出兵了,而且败了,才能证明崔浩的先见之明。
所以站在拓跋嗣的立场上,兵是一定要出的。只不过,追求一个什么样的作战规模,这倒可以控制。
最后,具体的过程是这样的:刘裕取道黄河北上,由于黄河此时已在北魏的控制范围内,刘裕因此派人向拓跋嗣请求借道。
拓跋嗣在权衡了多方意见以后,没有明确拒绝,也没有完全同意,而是做出了一番暧昧不明的举动:一方面,放任刘裕经黄河北上,但同时,又派遣大军在岸上一路随行——这样做,无非就是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但刘裕却很烦北魏方面这种鬼鬼祟祟的行径,竟然先停下来,击败了岸边的魏军,然后才继续西进关中。
而魏军在受到小挫之后,也不再追击刘裕,径自回师。
如此,拓跋嗣既听从了崔浩的劝告,又用实际行动解决了众臣对他的压力。
如果是站在拓跋嗣的立场上,那么这番处理是很有技巧的。但若站到崔浩的角度,事情就有些遗憾了:自己的意见虽然也被采纳了,但其中的关键步骤却不甚完美,是靠着拓跋嗣才得以化解的。
这种与北魏朝廷众臣在立场上的不一致,贯穿了崔浩整个官宦生涯的始终。其中,既有崔浩看不起鲜卑人的自负,也更包含了一种隐隐中不愿意与南朝为敌的念头。
但最终,也正是这闪烁于心底的暗念,让崔浩在晚年遭遇了屠族之祸——而这,就又牵涉到了崔浩的“做人”问题。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崔浩的“谋人”。
崔浩死得很惨。
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被关在囚车上,到了法场以后,几十名士兵朝着他的头撒尿。崔浩哭声震天,行人无不掩面。史书记载,自古以来,宰相被杀,就没有像崔浩这么斯文扫地的。
而下令这么作践崔浩的人,正是一直以来对崔浩信任有加的北魏太武帝——拓拔焘。
对崔浩,拓拔焘不是一般的信任,他曾经对别人说,我从来征战,碰到决策不了、但最终能成功的选择,都是崔浩教我的。拓拔焘还说,我一举一动,都要咨询崔公的意见。他所预料的事,从来就没有失算过。
太武帝此言非虚,他在几十年的征战生涯中,确实对崔浩是言听计从,倚为心腹的。但为什么,即便是这样的信任,最终也还是杀了崔浩呢?而且,还要在死前赐下那样的侮辱?
按照史书的说法,是因为崔浩在写作北魏的国史时,揭露了拓跋氏祖先的短处。
但真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真正原因,在于崔浩的人品。这些年来,因为自己的为人处事实在有问题,崔浩得罪的人已经可以用车载斗量来形容。树敌太多太多,这或许才是他最终死于构陷的致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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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haoqianruhaose 发表于 2022-6-27 14:01:12 | 只看该作者
到处树敌的崔浩,树过最大的敌,应该是拓拔焘的太子——拓跋晃。
史书上记载的两人最早的矛盾,是这么产生的:崔浩在当政时,某次,任命了几十个地方官,但这些任命却遭到太子的反对。
当时的人才选拔机制,可能类似于东汉时期的察举:由地方官吏推荐人才入仕,这些人在到了朝廷以后,先在各个衙门里充当郎、吏一类的基层办事人员,然后等到了某个特定的年限,再择其优者外放为地方守吏。
可如今崔浩任命的这几十个人,却没有经过这个程序,而是直接就外放到地方上做长官。
因此,太子的不赞同主要集中在两个点上:首先,人才选拔本是州郡的事,如今你却非要横插一杠子。其次,非要自己选也不是不可以,但总归还是要注意一下程序的,可以把这些人补为郎吏,把之前先选好的人外放出去,不然的话,那些人的升迁之路就断了。
平心而论,太子的这个意见是很中肯的,但无奈崔浩就是不听,太子也没有办法。
而崔浩这么做,并不是为了驳太子的面子,只是因为这些人对他很重要。崔浩在执政期间,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必须扶持河北的汉人大族。
请注意,不是扶持汉人,而是扶持汉人大族,尤其是那些跟自己有姻亲的大族。所以,在此次政策变动中,被挤掉的那些人虽然绝大多数也是汉人,但却都是跟崔浩没有关系的。
当时的中书侍郎高允听闻此事后,一声叹息:崔公怕是难以善终了吧!为了顺遂自己未必正确的私心,就同朝廷中有权势的人对抗争胜,将来要用什么保全自己呢?
而这已经不是崔浩的小私心第一次发作了,早在太武帝继位早期,他就干过类似的事。
崔浩在用事以后,开始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这八个字不好用现代汉语来精准翻译,但大概意思就是要理顺士族的层次等级。
说得再直白点,就是要动用国家的力量,来划分士族的阶层。
崔浩的表弟卢玄当时就劝他此事不可行,说改革现有制度是需要因时而行的,如今骤然为此,只怕反对者甚众。
但崔浩不听,一意推行。
结果,自然就是得罪了许多的人。但凡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总是有人欢喜有人愁的。得利的固然欣喜,但受损者却难免切齿。
而且正常情况一般是,得利的帮不上你什么忙,受损的却会想方设法来害你。
更不要说崔浩在此过程中还有一些骚操作,完全就是在给自己送debuff:不是说你家世好就一定能被崔浩欣赏的。如果入不了崔浩的青眼,那么再高的出生也没用。
比如,出自于赵郡李氏的李顺。
李顺跟崔浩是姻亲。这种联姻,是当时北方大族的相处之道,士族之间通过婚姻相联系,交织成一张细密而巨大的网——当然,能不能上这张网,是要看门第的。只有层次相同的士族,十足的门当户对,才有可能进行通婚。
清河崔氏和赵郡李氏,就是当时北方的顶级士族。类似的,还包括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等——前面说到的崔浩的表弟卢玄,就出自于范阳卢氏。
但李顺和崔浩,这两个人却不是很对付。主要,是崔浩看不起李顺。
有鉴于崔浩的身份与地位,这种看不起对李顺的仕途产生了直接影响:太武帝曾经想派李顺统领前军,但却被崔浩所阻。
崔浩说李顺“果于去就,不可专委”,做事太过自信,不适合委以专任要职。太武帝对崔浩言听计从,李顺煮熟的鸭子于是就这么飞走了。
两人从此交恶。
之后,李顺还是通过其他地方才找回了场子。太武帝想派人出使北凉,这次,崔浩倒是推荐了李顺。此后,这个差事就成了李顺的“专线”,前后出使多达十二次。
去得多了,李顺自然也就成了朝廷在北凉问题方面的“专家”。再加之李顺对北凉局势的预测,后来有很多是实现了的,所以,太武帝在北凉的问题上,也就更加信赖李顺了。
慢慢的,太武帝把李顺也发展成了自己的智囊团成员。虽然按照崔浩的说法,李顺“果于去就,不可专委”,不能派他专任某事,但让他多提提意见,这总还是可以的嘛。
可崔浩却不开心,一个自己这么讨厌的人整天围着皇帝转来转去,真是越看越碍眼。
终于,崔浩等到了一个机会。
太武帝有统一天下的意图,因此“消灭北凉”自然也就列在了待办事项上。但身为北凉问题专家的李顺却表示反对,他给太武帝的理由是:国家多年征战,百姓疲敝。攻灭北凉劳民伤财,不如再等几年,等有了积累以后再说。太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但崔浩却打听到真实的原因并非如此:李顺反对攻打北凉,是因为受了北凉的贿赂。而且,“北凉问题专家”嘛,如果北凉都没有了,那么“问题专家”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崔浩于是跟太武帝反映,但这次,太武帝却很罕见地表示出不相信。最后,拓跋焘决定,就要不要攻打北凉的问题组织一次“钓鱼型”讨论会——让大家积极发言,但自己不出面,躲在幕后全程监听。
会上,李顺继续表示反对,并给出了地理方面的原因。他说,北凉国都姑臧城的附近没有水源,“环城百里之内,地不生草,人马饥渴,难以久留”。
但崔浩说,呔,你丫瞎扯!《汉书·地理志》里明明写着“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如果没有水草,那他们用什么养殖?再说了,汉人什么时候有在“无水草之地”筑城的习惯!你这就是欺君!
李顺表示反驳:你个书呆子,书上说什么你就信什么?!这是我亲眼所见,难道不比你那本写了几百年的书可靠?
崔浩冷哼两声:你就是收人钱财,为人游说。以为我没见过,所以就这么骗我!
这番话,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太武帝的耳朵里。最终,太武帝还是决定征伐北凉。
到了姑臧城外以后,大军看到的是水草丰茂,一如崔浩所料。太武帝自此对李顺恨恨不已。
又过了几年,李顺又犯了一个错。这次太武帝新账旧账一起算,杀了李顺。
李顺的被杀,可以看作是他的咎由自取。但崔浩身为宰辅,因为看不起,就拿李顺受贿的事反复说道,这种斗争手段,也着实不高明。
而这还不是崔浩的下限。
早在几年前,当朝廷讨论是不是要征讨柔然的时候,崔浩就跟人撕过。崔浩是支持开战的,可反对方人数却过于庞大。最后,反对派公推太史令张渊出面和崔浩辩论。
为什么是张渊呢?因为这次大家准备用天象来证明人间事。
可对天象的理解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没有固定标准,因此大家各有各的解释,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崔浩一看,得,使出杀手锏吧:既然解决不了事,那就解决人好了。
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的面,崔浩直接就放了个大招:张渊,你是夏国的降臣。你既然很会算,那么请问,当年我们灭夏国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天象预警啊?要是没有,你就是不学无术,不懂天象;要是有,你又为什么不跟国君说呢,这就是不忠。
张渊压根就想不到崔浩会出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当场语塞。而太武帝要的就是这种效果,随即便判定崔浩获胜,准备开战。
回过头来细品,攻打柔然这件事,很可能太武帝和崔浩早就已经议定了。如今走走流程,无非只是想说服朝廷大臣,获取支持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崔浩这种当众揭短、道德打压的做法,都实在有点不登大雅之堂。这一年,崔浩已经49岁了,但身上却一点都没有老政治家在政治斗争中的那种举重若轻。
再说回太子。
崔浩跟太子的矛盾,不止是上面提到的具体事例,还包含了一些立场上的分歧。
北魏在早期有太子监国的传统,皇帝一般都在外征战,由太子在国内主持政务。当年太武帝做太子时便是如此,只不过因为老皇帝明元帝身体不好,急着培养拓拔焘,所以父子相处并没有什么隔阂。
而且,太武帝拓拔焘做太子的时间也不长,只有一年多,还没等到父子矛盾积攒爆发,明元帝就去世了。
可如今到太子拓跋晃监国,却出了点问题:拓跋晃监国,一监就是七八年时间。
这种一个国家两个首脑的体制,本身就意味着不稳定。早些年,太武帝拓拔焘是忙于征战四方,所以无暇顾及国内行政。但后来,随着外部势力被逐一剪除,两人很快就开始了权力之争。
当然,太武帝若对太子行事不满意,是不会亲自表示反对的。出面的,只会是他的“打手”——崔浩。
久而久之,在太子眼中,崔浩就成了那个永远都在反对他的人,必欲处之而后快。
机会,也终于来了。
公元439年,太武帝攻灭北凉,统一北方。这一标示性事件,令太武帝和崔浩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直以来,太武帝对于崔浩,都是在军事战略方面有所依赖。如今既然没有仗打了,那么这种依赖的重要性就会快速减退。
如果还有战争,那么崔浩就算有再大的错,太武帝也只会迁就。但如果无仗可打,那么两人之间,就有被离间的可能了。
更妙的是,崔浩自己还在此时还作了个大死。
崔浩信奉道教,拜天师寇谦之为师,同时,对佛教还很厌恶。这种厌恶,一来是因为佛道不两立,大家都在一口锅里吃饭,是零和博弈,立场上天然就存在对立;二来,佛教当时是外来宗教,却深受鲜卑贵族追捧,这又让从小接受儒学教育的崔浩认为其是异端邪说。
而按照崔浩的性格,既然不满意佛教,那就一定要找机会把它给解决掉。
太平真君六年——这是一个有着浓烈道教色彩的年号,期间也正是北魏朝廷全面尊崇道教的高峰期——胡人盖吴在关中反叛,太武帝拓拔焘亲自领军平叛。
叛乱平定后,官府发现,长安的不少佛寺内藏有大量兵器盔甲。太武帝认为这些东西是佛寺资助叛军的,因而大怒,杀尽长安沙门中人。
这个时候,崔浩趁机建议:以长安为例,取缔天下所有佛寺,杀尽沙门,尽毁佛像佛经。
这个建议被拓跋焘采纳,而这次灭佛运动,也就成了后来历史上有名的“三武灭佛”中的第一“武”:北魏太武帝灭佛。
回顾整件事,决策过程其实十分的简单,就是出于崔浩的别怀用心,而利用了太武帝的不冷静。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灭佛,包括崔浩的天师老师寇谦之。但崔浩却绝不妥协,最终把自己的意愿变成了朝廷的决策,下达四方。
可太子却是信佛的。
虽然改变不了皇帝的成命,太子也还是利用自己的职权,极大地缓解了灾难的严重程度。因为皇帝出征在外,是太子在朝中监国,所以他一面命人通传长安发生的事,一面延缓诏书的颁发,好让各地的佛寺佛僧有准备时间。
至于崔浩,对佛教的不满本来只是个人的好恶,但他却把这种好恶转变成了国家政策,不仅让无数人变成刀下冤魂,同时也让所有人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上。
这些人,包括但不限于:这么多年来得罪了的鲜卑贵族、汉族士大夫、信仰佛教的人,以及这些人的代表,太子拓跋晃。
四年之后,国史之狱终于爆发。
关于国史之狱,历史留下的记载很奇怪。
崔浩一直负责北魏国史的编写工作,但到了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这一年,却突然有人向太武帝拓拔焘告发,说崔浩的国史“讪谤先祖”,大概就是说了一些拓跋氏祖先的丑事。
太武帝因此大怒,杀了崔浩。
可问题是,这些国史已经写好十多年了,并被刻在道旁的石碑上,任由行人观看。如果崔浩写的是丑事,那为什么现在才被人发现呢?
因此,唯一的可能只会是,这么多年来,对崔浩的各种中伤攻击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这一次,只是意外的成功了。
国史之狱,不过是崔浩被杀的导火索。崔浩之所以被杀,真实的原因是这三十年来,他得罪的人已经太多太多。
崔浩深受两代皇帝的信任已经近四十年,为政越久,只会树敌越多。更何况这些年来,崔浩仗着皇帝的信任,还一直骄横跋扈,为所欲为,行事从不顾及别人感受。
先是任用私人,堵塞他人的晋身之阶;然后又睚眦必报,不能容人之过,在为人处事上漏洞百出。到最后,因盖吴之乱鼓动太武帝灭佛,又一次把太子拓跋晃彻底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等到国史之狱爆发,崔浩已经在作死之路上走得太远太久了,如今不过是终于被政敌们抓到了把柄,一击致命。大家其实早已准备好,无非只是在等,等一支冷箭穿云而出,射中崔浩而已。
然后,便是一拥而上,乱刀分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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